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向新台阶”。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深度展示了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重大方略，为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实现新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意义

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解读“四个全面”，并不是为了“解读”而解读，而是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更好得把握“四个全面”的深刻内涵，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这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哲学都在不遗余力的解释世界，这无可厚非，但是认识世界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实现人全面自由的发展。如此，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解读“四个全面”的生命力也在于实践。当今中国，依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复兴进程。但问题由来已久，我们亦未尝不知，如何把握问题的实质，抓住问题的要害，以精准的举措和沉甸甸的力道去面对、去破解？从深化改革出发，走依法治国之路，由从严治党发力，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挺进，这就是“四个全面”给出的终极答案，也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生动体现。因此，“四个全面”是作为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大理论成果，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联系的观点、矛盾分析法、实践观点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内涵。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联系观的集中体现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科学，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总特征。联系是指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和实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要求人们要善于分析事物的具体联系，确立整体性、开放性的观念，从动态中考察事物的普遍关联。事物的相互联系包含着事物的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必然导致事物的形式、变化和发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有机联系、相互贯通的一整套顶层设计。就单独的个体而言，每一个全面都有自己的特征，都是国家治理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从整体而言，每一个全面又都不是可以独立发展和推进的，是要建立在其他三个全面基础之上而相得益彰。“四个全面”中的“全面”，作为重要的修饰词体现了每一个部分在各自领域内的整体性；四个“全面”同时并举，又把各自的整体性集合起来，形成一个“全方位”的理论体系，构成指导党和国家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的“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奋斗目标，具有战略统领和目标指引作用，与后三个“全面”是目标和举措的关系。同时作为凝聚全体人民思想共识的精神力量，用“最大公约数”一词形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最为贴切，彰显了党中央的坚定决心、战略眼光和使命担当，宣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勇气和高度自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身就包含了法治建设的内容，同时要求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部署，是根本途径、关键一招和强大动力，包含了法治建设和从严治党的内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大决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包括了180多项改革措施，要求以发展的思维推进改革。党中央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喻之为“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推进前三个“全面”，都离不开党的有力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对改革和法治起着决定性作用，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联系观点的充分体现，又是对我们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问题提出的具体要求，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四个全面”之间的关系，统筹考虑、协调推进，才能实现“四个全面”的齐头并进、全面落实。

三、“四个全面”战略局部是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的应用

矛盾是指事物或事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及其相互关系。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是指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即所谓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特殊性是指具体事物在其运动中的矛盾及每一个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特点。矛盾群中存在着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每一对矛盾又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事物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体系中，矛盾分析法居于核心的地位，正确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矛盾特殊性，分清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抓关键、看主流，有的放矢，对于解决事物发展的核心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深刻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坚持全面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既要注重总体规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便体现着深刻的“两点论”和“重点论”哲学内涵。这也决定了“四个全面”的内容，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覆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涉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深化各个领域改革、法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党的领导等各个方面。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全面协调地推进发展。同时，在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和不同阶段，坚持“全面论”的同时又要注意坚持“重点论”。党中央首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多年来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力量的最坚实基础，是彰显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具有航标灯的指示作用，规定了这三个方面矛盾的性质和方面，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所有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花大力气解决主要矛盾，把握经济新常态的现实特征，在更加注重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基础上促进发展，其他次要矛盾的解决推进才可以有更加牢固的基础。

可见，用马克思主义矛盾的观点和矛盾分析法分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既抓住了重点，又兼顾了全面，“重点”是发展这个关键问题，“全面”是紧紧围绕发展重点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不管是“重点”还是“全面”，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此外，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看，“四个全面”能够把实践的主体、客体和中介合理地结合起来，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看，“四个全面”作为社会意识来自于中国当代的社会存在，对社会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够坚定中华民族的理想信念，凝聚起气势磅礴的中国力量。而这同时，又必将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使新常态下的中国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传统哲学，它实现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化，破除了以往哲学的僵死化、凝固化，从以往哲学家们用不同手段解释世界上升到了改造世界的高度。深刻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意蕴，就是搞清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现实的实践意义，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终极目的也是为了用其作为顶层设计来指导实践，这不是坐而论道，更不是纸上谈兵。贯穿其始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在实践中实现知与行的统一，如此方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创新，才能真正构建起“四个全面”的宏伟蓝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